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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李白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

来源:http://www.jingchengtechan.com 作者:365bet平台注册 时间:2020-01-13 20:33

“在警备司令部,父亲受尽了刑罚,但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口供。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使出新花招。他们把母亲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几十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房间、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门来。特务们又把母亲和我关在一个亭子里,经常审问母亲。审问时,一个把枪口顶住母亲的胸口,一个把枪顶住她的后背,威胁母亲说:‘你丈夫早说了,你还不招供,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母亲说:‘他说是他的事,我可不知道。’他们又到监狱里对父亲说:‘你老婆都讲了,你还不说!’父亲没有理他们。”

李恒胜动情地说:“父亲第三次被捕后被关押在蓬莱路警察局,家属不能随时探监。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了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我。’就这样,母亲偷偷地带着我看了他几次。从老百姓家的阳台上看到囚窗中的父亲被敌人折磨得不能辨认,枯黄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我目睹心伤,感到无限悲痛,不禁流下了泪水。

1994年3月14日,关捷在上海与李恒胜(2015年6月去世)合影。

“父亲发出的电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从保存下来的一些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国民党飞行员飞往延安的投诚情报、国民党某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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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任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这也是李白终生的座右铭。

5月7日,裘慧英带着4岁的儿子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李白悄悄塞给妻子另外一封信。回到家后,裘慧英打开那封信,只见上面写道:

李恒胜说:“由于电台的功率小,上海和延安之间有1000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党中央电台时就微弱到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父亲就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查相对减少的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信时间。因此,每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的时候,父亲就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装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触点上,以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声音外扬。零点一到,父亲立刻向党中央发出呼号,巧妙的‘空中游击战’便开始了……

国民党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最新技术,侦查出李白的秘密电台地址。这一年的12月29日晚,正当李白紧张工作之时,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他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敌人对他连续审讯,动用各种刑具,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

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分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他们受尽了种种酷刑,可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继而又将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1943年5月,经中共党组织的营救,李白终于获释。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任5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无线电队全体人员指出:“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信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于是“电台重于生命”便成为整个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口号。

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时感慨地说:“父母在结婚之前,白天俩人在同一屋里工作、生活,到晚上睡觉时,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则睡在地板上,就跟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

电影上映后,曾掀起学习英雄李白的热潮

李恒胜说:“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不满13岁的父亲,到一家名为‘乾源裕’的染布坊当了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告别师傅,离开‘乾源裕’,跟爷爷外出打工挣钱供他的弟弟、妹妹读书。在跟随爷爷外出打工的两年里,父亲深深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感受到社会的种种不平等。”

裘慧英就带着儿子李恒胜在那个阳台上远远地看他几次,心中无限的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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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就可以看到我。”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发来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同志的下落。最终查明:李白已在5月7日晚,被敌人杀害了。陈毅接到报告后,给李克农回电并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李白,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人,原名李华初,又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上没有田产,父亲李荣德以贩运纸张为业,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是家中老大。读书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因家庭生活困难,他去了染坊当学徒。

李恒胜指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说:“这台‘收音机’平时放在家里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父亲发报时,把它接上小线圈就成了收报机。日本特务好不容易才破获父亲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当时一直是个谜。近年来,档案工作者在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时发现:在父亲被捕期间,上海的侵华日本特务机构特地从日本调来了无线电专家,对父亲的‘收音机’反复检验。最后做出了技术鉴定: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作电台使用。其实,父亲家中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就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父亲从这台收报机的电子管插座上,用力拉掉了两个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这样,他的收报机又复原成收音机。这样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难怪日本无线电专家无法测定其收报功能,而只能断定为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一个没有反映的真实故事。”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李白及时将国民党军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北战场的情报发送到西柏坡;淮海战役时,李白又将黄维兵团由华中地区北上增援淮海战场的情报发送到西柏坡。两大战役,李白立了大功。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1949年6月20日,经过专案组人员的努力,终于在浦东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遗体,个个五花大绑,浑身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其中就有李白。1950年9月18日,曾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中校督察官的叶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坏李白、秦鸿钧秘密电台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叶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革命先烈牺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们的鲜血,才给今天的中国打下了基础。无论到何时,都应该有像我父亲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以国家、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否则的话,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钱,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这三个利益去换取个人的利益,那还会有什么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党,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我选择的道路和父亲当年的选择是一致的,我的信念不会变,我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对我是赞同的!”

李恒胜沉静地说:“父亲被捕的经过,母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当时我已入睡,母亲听到外面有动静,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亲。父亲很快地拆除了发报机,母亲帮着他整理天线,收拾完毕,就把我抱下楼寄睡在邻居家里。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样,静待敌人的到来。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门而入,露出狰狞面目,破壁翻箱,四处搜寻。不幸,藏在壁柜里的收报机终被发现,机内热气还未消散。匪特既得真凭实据,为讨好邀功,怎肯轻易放过,立即将父亲挟持出门。父亲临去黯然,竟未有一语而别。父亲离去,匪特数十人向母亲包围恐吓,追根究底。母亲为保守秘密,闭口不言。第二天早晨,母亲也被匪特带去审问,并带母亲去看已被刑讯过数次的父亲。时值隆冬,北风凛冽,母亲目睹父亲身上衣服都被剥光,用绳子捆缚在老虎凳上,神情显得十分疲惫。匪特要母亲劝说父亲,供出底蕴。母亲对着父亲只作会意的默视。母亲曾向匪特们说:‘同是人类,这样的大冷天,为什么不给他衣服穿?’经此一说,他们就将父亲放下老虎凳。当母亲给父亲穿衣服时,他的手、腿已动弹不得。匪特因对母亲无计可施,也就将她释放了。”

1949年4月20日,父亲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5月7日那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带人将父亲秘密杀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个月后,我们才在戚家庙找到父亲的遗体,上海市政府为父亲重新进行了安葬,并且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5月7日,那是我和母亲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对我母亲说:‘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母亲急忙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父亲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最后,父亲大声地对我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无知的我,哪里知道这次会面竟成永诀。就在这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父亲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父亲牺牲时,才39岁。这时,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

“父亲是1949年5月7日牺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在家接见我母亲,帮助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上海市政府一直关心照顾我们母子,把我母亲安排在市邮电局工会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湾路小学,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邮电学院读书。”

李白,湖南省浏阳市张坊镇板溪村人,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

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人,也许至今还惦记着李侠那从后门逃走的妻儿,很想知道他们母子后来的故事。笔者于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见到了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先生,透露了电影所没有表现的另外一些情节。

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李白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第四军做宣传员。1931年6月,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李白和无线电通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北伐战争推动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火热的斗争中,李白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刚刚15岁。

李恒胜说:“这年中秋节的前夜,父亲正在阁楼里发报,母亲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张望,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通知父亲,父亲快速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最后又发了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父亲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刚把它藏在下面,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突然,‘咔嚓’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疯似的窜到父亲面前说:‘这是什么?’父亲从容地答道:‘我是这家的客人,才住到这里不久,这些东西我没见过。’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父亲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资格啦!’不由分说,父母就被押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孙道临同志曾对我说过:‘当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光荣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表现这样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观众心里去这是我的幸福。’影片上映后,学习英雄李白几乎成了一种热潮。”

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了,牺牲时年仅39岁整。

“1957年,父亲的老上级,中央保卫部部长李克农同志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一年后,即到了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搭起了班子。记得导演王平、主演孙道临在拍摄过程中,曾多次采访我母亲。母亲裘慧英也是个老地下党,她是1937年入党的。在父亲来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绸厂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从延安来到上海,母亲根据组织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亲身边。1940年他们结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亲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随父亲被捕入狱,所以,她对父亲的斗争生活十分熟悉。摄制组经过反复酝酿后,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摄制完毕。

1948年是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预感到末日将临,他们竭尽各种手段以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来侦测中共地下电台,李白处在危机四伏之中。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

1925年,李白的家乡爆发了大革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的成员之一。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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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邓颖超所说:“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过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了。”

1910年5月,李白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张坊镇板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8岁才入学,读完四年初小就辍学了。

1945年,党指派李白到浙江淳安参加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以报务员身份,利用敌台为党工作。敌人曾以“来历不明”为借口,将李白扣押并封闭电台,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

1944年秋,抗日战争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势错综复杂,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这时,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于是,李白化名李静安与裘慧英离开了上海。他们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为我党秘密传送了日军、美军、蒋介石军队方面的大量情报。一天,李白带着电台乘船到达淳安时,他藏在箩筐里的收发报机被国民党查获,他第二次陷入魔掌,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他又一次脱离虎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亲的墓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对我父亲的事迹进行反复核实认证后,重新修了父亲的坟墓并且把父亲的故居建成了纪念馆。1987年开馆的时候,陈云、罗青长等领导同志都分别题词题字。那么,父亲被捕后在狱中究竟是如果表现的呢?那部电影写最后一次被捕就结束了,记得结尾时李侠拍完电报说了句‘同志们,永别了!’之后,就表现大军渡江,然后就是剧终,这是艺术上的一种虚写的处理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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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李白由红四军调往红军总部,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被推选为班长兼党支部委员,这样,他的学习加倍努力,每天早起晚睡,被大家称为“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李白又被调入5军团13军无线电队任政委,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负责的电台通信联络畅通,为反“围剿”斗争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1937年10月10日,李白化名李霞到达上海,并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从此,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架设在上海与延安之间。

1946年,国民党派特务在各大城市到处侦查我地下党和革命志士的活动。李白把电台安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时就开始工作,无论严冬,无论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任务。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靡一时,着名演员孙道临在影片中扮演李侠的形象深入人心。影片中李侠被捕前镇定地向战友发出紧急信号:“同志们,永别了!”就在他将密电码塞进嘴里吞下去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国民党特务带着一帮张牙舞爪的军警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了寻找李侠背后的真实故事,也为了缅怀革命先烈,讲述一个真实的李白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真实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李当时是上海市虹口区老干部局副局长。他爱人郑华英是上海市电讯二厂的检验员,他们有一双儿女,现都已长大成人。用老李的话说,“在党和人民的特殊关怀照顾下,我们的家庭很幸福。”老李那年50岁,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牺牲时他才4岁。工程师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脸阔唇,说起话来声音异常的洪亮,全无一点咬文嚼字的书生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白偕裘慧英回到上海,李白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偕夫人住进了黄渡路107弄6号,电台也设在这里。李白白天工作,晚上做秘密电台工作,任务是负责上海秘密电台与党中央通信联系。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被撤销,李白夫妇搬迁到107弄15号。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也为了减轻组织上的经济负担,李白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李白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能回家。深夜,他又一如既往地进行通信。为了使电台尽量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

“1948年12月29日晚上,当父亲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时,敌人突然出现在我家房间四周,父亲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母亲把我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去藏起来。敌人闯进来后,搜到了东西,父亲当场被捕,敌人还想继续搜东西,就留了暗哨在我家。第二天早晨,我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母亲:‘怎么昨天只有两个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母亲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敌人把我和母亲一起捉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进去时,我看见父亲的棉衣棉裤都被脱掉,被绑在老虎凳上,我就大声喊:‘爸爸!’敌人趁机对父亲说:‘只要你讲,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给许多钱。’父亲说:‘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钱,我不用有血的钱。’敌人说:‘不要钱我们给你当大官,少将、中将,只要你讲,都可以。’父亲说:‘不,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白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颁祝好静安字四月二十二晚。”

邓颖超曾经说过:“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1942年7月,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当时日寇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虽然李白把电台功率从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但仍被日军侦测出来了。

裘慧英站在那个阳台上,一边读这封信,一边哭。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的气氛渐渐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和平的情况下,对李白一家稍稍和缓。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从南市蓬莱警察局看守所的来信:

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亲批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将李白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为了应对十分险恶的环境,1939年中共党组织决定派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兰芬与李白假扮成夫妻以掩护电台工作。她除了担任警戒工作外,还主动关心李白的生活,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他们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远远地,李白在囚室的窗口,向妻子和儿子挥手致意。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国民党特务把李白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发疯似的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30余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们用钳子拔光李白的指甲,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身上。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这些都不能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1942年9月被捕,日寇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党的机密。1943年5月,获释。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正当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白的革命意志没有丝毫动摇。这时,家乡张坊地下党组织决定建立农民武装,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山里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赤卫军。第二年7月,张坊农民赤卫军配合红军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李白深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并派重兵血洗浏阳东区乡镇。李白参加了以纸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共地下游击队,他们昼伏夜出,打击进犯之敌。由于李白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游击队派他担任了当地少年先锋队队长。7月,李白带领当地少先队员们火烧了国民党团防局的一个团部,成为张坊镇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9月,李白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

敌人看到用刑具摧毁不了李白的钢铁意志,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来,企图动摇他的意志。敌人的阴谋又遭到失败。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重大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放。

1930年8月,县苏维埃政府向农民赤卫军发布命令,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李白扛起梭标,辞别家人,跟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他随部队移师江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这个李白,不是唐朝诗人李白,而是代号“李白”的红色特工。1949年4月20日,李白被押解到上海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后来,他偷偷写了封信,托出狱的同志带给妻子裘慧英,在信中,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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